余本(19056—1995.1)，别名余建本，广东台山人。擅长油画、中国画。1928年考入加拿大盛尼美术学校，1931年毕业于多伦多省立安德里奥艺术学院，并获特别优异文凭，当时创作的画《拉琴者》曾参加渥太华加拿大全国美术展览和世界博览会。1935年回到香港。曾和徐悲鸿、李铁夫、黄少陵等去广西写生。多次在香港举办个人画展。1956年9月响应周恩来总理关于国外知识分子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举家回国定居。从1957年开始，余本的油画艺术就进入一个新阶段。他力图做一个半路出家的中国画家，通过墨画的尝试去了解民族的绘画传统，以便在油画创作上民族化有所借鉴。余本一贯辛勤的艺术劳动，获得了丰富的艺术成果，其代表作品有油画《拉琴者》、《黄河渡口》、《万里长城》、《延安》、《三峡俯瞰》，中国画《江上卧青山》等。1962年为北京人民大会堂广东厅及黑龙江厅创作大型油画作品。其一生作品逾千，部分被中国美术馆等机构收藏。出版有《余本画集》等。历任广东画院副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顾问。
画论
余本，归侨画家，其写实语言的娴熟与精湛被认为可与“中国油画第一人”李铁夫相媲美。他早年留学加拿大，之后定居香港多年卖画授徒，抗战期间曾得徐悲鸿高度赞扬，受邀赴桂林写生，1956年响应周恩来总理号召，举家迁移广州。学界常以1956年为界将其创作生涯分为前后两段，谓其前期生活艰难，画面较为沉郁，多表现时代的愁绪，后期因为境遇与心态的转变，色调变得明朗而更富浪漫情致；又有人从现实主义的要求出发，认为他后期改变了旧的讲求细致写实的方法，对形象的表现变得更加集中概括和富于本土特色。我想，所谓的这些新旧之变，除了生活条件改观以及周遭社会环境变化的促动，当然还离不开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他的创作大致应扣了这种整体气候的运行轨迹。
不过在顺应整体时代情境的同时，余本依然表现出了鲜明的个人艺术面貌。他的绘画传承比较复杂，他曾从加拿大“七人画派”、卡拉瓦乔、伦勃朗、德拉克罗瓦、米勒以及印象主义的一些大家那里吸收养分，但是他逐渐地将这些西洋元素与对其所生长的家园故土的表达紧密结合起来。他选取的题材不少都来自他所熟悉的粤港地区的海港、村镇与劳动人群，那皮肤黝黑、敦实壮硕的渔人、农民，海浪云霞间的渔舟帆船，秀山绵延、珠水穿行的城镇与乡野让他迷恋。在此情此景的描述中，光色的绚丽跳跃来自印象派的手法，颇具雕塑感的形体把握缘于对西方写实主义的参透，然而这一切又无不带着质朴的乡土气息，映射着典型的地域征貌。可以说，余本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建国以后以苏式风格为主导同时又谋求民族化的中国油画。
然而，在目前的中国油画史叙述中，我们似乎还不能对余本的地位做精准的判断。据说出于爱护之心，他让子女认识到从艺的艰辛，不要求子承父业，体现出平和开通的性情；又据访问过他的学者说，余本在晚年时曾表示出对绘画的极大痛恨。作为一个拙于言辞、勤劳本分的创作者，一位以“画家最重要的是自己的作品”告示世人的艺术家，他的一生大体上还比较平稳，且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是，如果他有愤懑，那么这种愤懑又来自哪里？他到底是怎样看待其一生的艺术探求的？
在检索广东画史的时候，我们钩寻出不少像余本这样，或者声名还远不及他的重要艺术家，他们还未被更好地发掘和得到更好地认识。在追寻这些美术先贤的足迹时，我们所应该思量的是：他们的创建有没有在美术史演进历程中真正“生效”，还是仅仅是些散落的珍珠，只不过让我们增添些地区的荣光；同时，我们又要检讨整个既定的中国美术史的叙述框架，他们的散落是否缘于某种主流话语的遮蔽和偏见。
后人访谈
采访对象：余锦森（余本第三子）
记者：回忆你父亲时，你最先浮出脑海的一个词是什么？
余锦森：佩服。父亲是我最佩服的人。父亲一生认真，无论是画画，还是做人，都教导我们要认真。记得小时候我们做家务，父亲跟我们说：“洗脸盆，不要看盆面干不干净，而是要看盆底干不干净。”这句话让我一生受用。我父亲13岁就去加拿大务工、帮忙，他深深明白要想成功，讲的就是认真。
记者：他当时出国务工是为了学画勤工俭学而去的么？
余锦森：当时台山人的传统是，出去打工，赚美金，然后回来娶老婆、造大屋。我爷爷把我父亲送出去时，是让他沿袭这个传统的，本来就没想让他画画，觉得没什么出息。但我父亲从小就爱画画，连我爷爷的记账本上都画了不少公仔，父亲在加拿大那边根本无心去赚钱，而是跑去学画画。我爷爷知道了大为震怒，叫在加拿大的叔伯兄弟们都不要把钱给我父亲，断绝他的生活来源。最后，还是靠我母亲，她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去支持我父亲学画。我父亲第一年半工半读交学费，第二年开始就获得了可以免费读书的奖学金。
记者：所以你父亲很感念你母亲？
余锦森：是的。我母亲不但变卖首饰支持我父亲，平常家务、家里的事情也主要是我母亲在操持，我父亲不怎么管我们，甚至连几个子女在哪工作都搞不清楚。（笑）人物画以中下层为主，模特常请家人或街坊
记者：听说你母亲还亲自为你父亲做模特？
余锦森：我母亲，还有我两个姐妹，以及我的弟弟们都做过他的模特。儿子们比较皮，坐不住，妹妹经常做模特（笑）。当时请人体模特太贵。常常便是我母亲到菜市场买菜的时候，去问问那些市民、街坊愿不愿意来做模特，十块、八块一个人，请不到，便以母亲和妹妹们做模特，很多是穿古装的，都卖了，只留下一幅1939年的《妻子》，只有这幅画是真正画我母亲这个人，表达父亲对妻子这个人的感情的。但以妻女做模特的比例不大，还是以去街上请人为主，那些人体油画也是请专业模特画的。
记者：余本先生笔下人物，常以中下层人物为主，如你所说，很多还是业余模特，这是因为费用限制的关系吗？
余锦森：我觉得，父亲画作中，渔民、苦力这些形象很多，不是因为经费，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个阶层比较能够反映自己的艺术观念。例如那幅著名的《奏出人间的辛酸》，拉琴者也是一个亲戚，他在国外白天洗碗碟，晚上没什么娱乐，就拉琴，反映了一种生活状态。其实回到香港后，我们家的生活已经好过加拿大那时。父亲在香港开画展，一幅画能卖五六百元，最贵的甚至有一千多元，而当时其他画家普遍在100元左右，父亲的画卖的价格是很高的。回国之后，国家给我父亲每个月360元工资，在当时也很高，已经不太担心生活了。但是我父亲这个人，花大量的钱来买颜料、相框。一箱颜料，大约相当于我的半年学费，而父亲作画很认真，画作不行时常常重新又画一次，颜料消耗很大。有个逸事，那时候李铁夫比我们家的状况差，没有自己的画室，在香港时都是借用我父亲的画室，画画用的也是我父亲买的颜料；所以李铁夫也会去画水彩画，颜料真的很贵。他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抓紧做事
记者：就是说，余本先生虽然卖画颇丰，但是花在油画上了。他没有考虑过其他投资、理财吗？这样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
余锦森：父亲考虑问题，是完全只关注在艺术上的。父亲曾说，人生的时间不长，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去抓紧做事。他一天到晚都在画画，不讲究吃什么，不去买屋，不去投资，也不喜欢应酬，甚至连朋友约吃饭也不大愿意，原因是不希望影响了工作。以前香港的富商胡文虎，“虎标万金油”创建人那个，出巨资让我父亲画肖像，我父亲看看他的相貌不适合，就婉拒说没时间画。我父亲遇到一个犹太人，棱角突出、很适合入画的，便主动提出说：“来，我给你画幅画像。”
记者：但是学者杨小彦曾说，他晚年到余先生家探访时，因为画人常常陷入贫困，余本先生对绘画“甚至是恨之入骨”的。听说你当初曾有意继承父业，报考美术学校，也被你父亲制止了？
余锦森：（大笑）恨之入骨肯定没有。当时他听到我报考美院的消息，就跟我说了一句，“在巴黎画画的人有10万人，但成功的不够一打。你自己把握有没有这个本事。”他不是不希望子女去学，而是叫你要懂得知难而退。我自己衡量了一下，就转报了建筑设计。当然，从经济效益角度来看，做建筑师肯定比做画家效益要大。我父亲一生画画，都不能买房，一直都在租房，在香港的时候搬了三四次，澳门的时候搬了4次，回国后在这个华侨新村里面也搬了4次，一直租房，一直到1982年建这栋房子以后才安定下来；这栋房子还是我自己设计的。画人要养家，还是很困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