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旧文 (ZT)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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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看新闻，关于三鹿事件的报道闹得沸沸扬扬，虽早就预感到食品行业的问题迟早要出，但就是没想到是从婴儿食品这个切入点令人震惊而无情地暴露出来。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我们大家也不会陌生并且早知道，肯定又是极具中国特色地由高层震怒发话严查，折腾一番后抓几个替罪羊出来，以大化小的和谐姿态化无，不了了之。凡事都要寻根思源，话扯大点就又扯到了改革这个话题上。面对这样复杂尖锐的背景条件，我想问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这样的伤天害理，断子绝孙的钞票也有人敢赚，那我们还能放心有哪一个行业不对自身的生存构成威胁？我们对这个政府下所属的所有机构的无作为的行为，还能报以信任吗？这样的改革是人民所需要的吗？

    今年是所谓的改革三十周年的日子，有那些精英们从开年起就开始上窜下跳地闹了要搞什么庆典，以各种方式来庆祝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改革。可惜的是天不作美，民不配合，从开年起，各类灾情和事件就层出不穷几乎到了月月一件或数件，条条能上国际版的头条了。我已说不出什么，也不想说什么，只是以一个平民百姓的身份说几句与己相关的事吧，现在不是一再有精英们在谈中国在国际上所谓的生存问题吗？我不想跟了他们去扯那蛋，就只自身的生存问题说上几句。物价上涨，上涨的令人匪夷所思，我是六月回的北京，八月底回了单位，偶尔去菜场购了几把小菜，那价格让我眼花缭乱，才二个月，几角钱的小菜已是三四元的价了，我望了那些在满菜场愁眉苦脸转悠的老太太和主妇们，那担心也在上涨呀。物价上涨用精英们所言是和国际接轨所做的必然性的牺牲。当然，说这些话的精英是不必为了几分小钱在小菜场和小贩们争执不止的，因为他们的着眼点不是在这点小硬币上。他们的心思是怎样让中国的这场改革全面地和国际接轨，让自己被压制了多年的话语权和他们爱国的热情得到充分的体现，用他们的话说，也就是让他们的人权和自由得到充分的展示。

    呵呵，我翻出一篇旧文，帮了老百姓认识一下这场所谓的改革的真实面目也好，老百姓的人权和话语权在当局者眼中不是很重要的了，我只是希望老百姓也能认识到这场伟大的改革给他们带来了怎么样的实惠和人权。

《一部分人这样先富起来》

2003-10-29 16:11:17  来源：经济观察  作者：沸腾的生活

　　改革开放过程从本质上看是一个财富转移过程。改革开放之初，政府降低积累率，通过农副产品提价和涨工资、发奖金等方式对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干部多年来的辛勤劳动做出一些补偿，赢得了全的社会的好评，制造了拥护改革开放的舆论。 
　　 
　　 但是接下去事情就一步步对工人、农民不利。“大锅饭“、“铁饭碗“是工人的根本利益所在。西方国家工人运动的潮流就是争取大锅饭和铁饭碗。工会的首要目标是将工资的定价权从雇主手中夺过来，并改变定价方式，改计件制为计时制，即大锅饭；其次是争取免于解雇的权力，至少是要求雇主在解雇之前六个月通知工人，并且要得到工会的同意，即增进饭碗的可靠性，在日本甚至直接是终身雇佣制。与“大锅饭“和“铁饭碗“相应的，是工人自律程度和合作意识的提高。在中国国营企业中，事实上工人的主人翁意识一度十分高涨，出现了象铁人王进喜这样的一大批劳动英雄，国营企业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和工作质量事实上都远胜于日本企业。所以，认为“铁饭碗“必然效率低下的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问题也在于，从资本家唯利是图的眼光看来，“铁饭碗“束缚了资方的权力，使资方无法随心所欲地解雇工人，降低工资，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因此，八十年代初期，美国的里根和英国的撒切尔在西方发动了私有化和“破三铁“运动，中国的改革竟与之遥相呼应。从“破三铁“开始，工人就失去了主人翁地位，而厂长却开始行使资本家的权力，这样，国营企业走上了私有化道路。全民所有制肢解为部门所有制，地区所有制，企业所有制，直至执政官员任期所有制。在厂长负责制名义下，应该代表全民经营企业的厂长、经理获得了空前的、不受监督的权力，他一步步将过去前三十年建设的财富和工人们正在创造的财富据为己有。承包制公开承认厂长们化公为私的权力，价格双轨制又给厂长们化公为私的途径。在权力和金钱的腐蚀下，越来越多的厂长经理背叛了党的宗旨和原则，结党营私，任人唯亲，将企业变成独立王国和向政府讨价还价的工具，成为发财致富的先头部队。 
　　 
　　 与工人一样，农民最容易受竞争伤害。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农产品价格不断下跌，农民干得越多，赔得越多，其关键就是自相残杀的竞争（其间农产品价格一度上升，是因为政府保护价收购所致）。因此，人民公社使农民从相互竞争走向相互合作，是农民根本利益所在。但是，邓小平的政策一方面给农民以甜头，另一方面废除了人民公社制度，分田到户，埋下了农民相互残酷竞争的祸根。从1984年农民卖粮难起，农民就重新尝到了“多收了三五斗“（一篇描写旧中国农民增产不增收的小说）的市场经济滋味。此后，虽然有少数农民靠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发财致富，但绝大多数农民遭到市场力量的一次又一次洗劫，收入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农村干部利用批地、计划生育、道路建设等名目不断搜刮农民，农村干部们富裕起来了，农村干群关系却变得形同水火。 
　　 
　　 一小部分知识分子是利用改革开放机遇的主要受益群体。这个群体中头脑活络，有知识，有经验，有权力背景的那一部分率先下海经商，利用体制转换期间的无数漏洞，成为新生的资本家。一部分人在干部队伍“专业化、年轻化、知识化“的浪潮中成为“第三梯队“，被邓式政权所吸纳。当然还有少数人干脆出国洋插队，直接享受发达国家的物质生活去了。至于大多数劳动知识分子，则只能是“光着屁股坐花轿“了。 
　　 
　　 中上层干部是改革开放的动力，其中大多数也是改革开放的主要受益者，而且层次越高，权力越大，受益越多。以往，干部受到各种运动的约束，夹着尾巴做人。现在，发财致富名利双收，那些私欲重的干部率先做起“以权换钱“、“以钱换更大权“的如意买卖，成为现实权力扩大再生产者。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第一轮致富潮，是发生在广东沿海的走私进口潮和广西、云南边陲的贩毒潮。这一波潮流开始范围较小、层次较低、金额还不算太大，因而不引人瞩目，但这两股潮流后来愈演愈烈，特别是走私潮，成为沿海地区的致富主要秘密武器。深圳、珠海、北海、汕头、厦门、海南、威海、青岛、大连等沿海城市无一不靠走私致富。邓南巡后，走私活动更上一层楼。在一些地区和城市，走私决定甚至由人大常委会做出，海陆空军的舰只、飞机、军车都成了走私的运输工具。在厦门远华案中可以看到，海关、公安、武警都被走私分子利用。龙永图谈沦加入世贸组织的理由之一便是，由于走私，我国实际关税不到5％，远远低于名义关税，因此还不如把名义关税降下来。两者之间的落差就使得沿海走私城市崛起，而东北、西北、中原各地的重化工业城市萧条衰落。累计20多年的走私金额，当不下5万亿人民币（现价，下同）。如以走私纯利润（扣除走私环节实际成本，但不扣除行贿资金）总金额的20％计，从中可以形成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二轮致富潮发生在城市承包制和双轨制期间。大量的集体企业和中小型国有企业在承包者大肆鲸吞下陷入困境，财务混乱，工资拖欠，设备过度使用，产品以次充好，从而实现承包者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物资流通上，计划内外价格巨大落差造就出了一大批暴发户和暴发企业。当承包者拥有紧俏物资定价和销售权时，例如首钢，这两种制度的弊端便结合在一起，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堂。这一轮致富潮遍及神州大地，但致致富的手段比较简单，持续时间比较短，而且致富者思想还未彻底解放，故总案值当在5万亿人民币以下，实际落入承包者和官倒者手中约为1万亿人民币，可造就不到100万个百万富翁。 
　　 
　　 第三轮致富潮是在邓南巡讲话以后的土地和股票的投机热中。部分高干子女是土地投机热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凭借权力和关系用低廉的价格买到大片土地，然后转手倒卖，一次暴富，其速度和规模都超过前两轮狂潮。潮势所至，各地的银行甚至财政资金纷纷卷入土地投机，获得的利润进入相应机构和个人的腰包，损失成为银行的呆坏帐、财政的赤字。这是中国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第一个主要来源，也是省、市、县政府村债务的第一个主要来源。股票投机伴随着土地投机达到高峰，在政府收紧银根后，几乎同时破灭。其效应也和土地投机相似，获得原始股的权势人物功成身退，盘满钵溢，跟风炒作者被洗劫一空。这轮致富潮为时虽短，但涉及面广，层次高，金额大，总案值在10万亿人民币以上。可造就200万个百万富翁。 
　　 
　　 第四轮致富潮是卖完了土地卖企业，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所谓大股小卖，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出售拍卖。经过前三轮的准备，财富都已经聚集到少数人手中，他们有能力收购国有企业。即使如此，这些人也不会按照市场价格收购。这时候一批会计事务所、国有资产评估所大显身手，将国有企业的价格严重低估拍卖给当地的实权人物，并从中捞取丰厚的中介费。这实际上是一场明火执仗地抢劫。政府和银行帮助这一抢劫过程顺利地进行，政府允许被私人收购的企业逃废债务，用军警弹压企业职工的抗议，银行提供贷款帮助收购。尘埃落定时，地方和部门的实权人物已经摇身一变成为大资本家了。大型国有企业的股份化也同样是一场抢劫，裁减员工，买断工龄，是主要的抢劫方式。此外，3000万中小股民被抢劫的对象，所用的办法是让会计师事物所高估企业资产，发行掺水股票，不断地圈股民的钱。朱熔基总理给国家会计学院的题词“不做假账“，是对这一轮抢劫行情的绝妙注解。估计这轮行情的总值也在5亿人民币左右，可造就100万个百万富翁。 
　　 
　　 每一轮致富行情都是腐败的好机会。在这些行情外，在工程招标和建设，重大设备和大宗物资采购，大笔贷款，重要职务任命等，都是产生百万富翁的丰厚土壤，这些也是银行不良资产增长的丰厚土壤。此外，当然还有一些没有权力背景或权钱交易的、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百万富翁。这样，总计百万富翁数接近1000万（《半月谈》（内部版）2001年第7期：“中国的百万富翁近千万之众。”），其中更有数百名资产过亿的大富翁。这些人就是改革开放最大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弄潮儿和中坚力量，他们是今日中国政权的真正执掌者。这部分人不到中国人口的0.8％。 
　　 
　　 经过这四波大潮洗劫后，中国政府手中掌握的资源已经不多了，土地虽然未卖光，但剩下的多为不太值钱的市郊地；国有企业也卖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有那些没人要也不好意思卖的军工企业。戴相龙承认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为25.37％，为22，898亿元，这还不算已经剥离到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的坏账15688亿（已收回1360亿元）。据业内人士透露，实际不良资产比例远高于50％，中国的银行体系随时可能遭到挤兑风潮的袭击。从1999年起。财政赤字以每年45％的速度递增，分别为：1997年582.15亿，1998年922.23亿，1999年1743.59亿，2002年3098亿。到2002年底，国债余额将达到25600亿元，相当于2001年GDP的26.7%。这还仅仅是正式的国债。各地政府向中央政府学习，也搞欠债繁荣，每一任省、市、县长甚至乡长、村长都争相搞建设、上项目，银行贷款不够就集资，集资不够就挪用教师工资、棉花和粮食收购款，一任接一任地积累起庞大的地方债务（含未登记外债），累计达60000亿人民币。此外，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失业、越来越早的退休，以及人口老龄化，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达4万到8万亿。所有这些债务、不良资产、基金缺口最终都是要由国家来承担，以最低数字计，高达162826亿人民币。 
　　 
　　 那么国家还有多少资产呢？据2001年统计年鉴数据：中国共有国有及非国有企业162885万户。企业拥有的资产总额为126211亿元人民币，负债93271亿人民币。负债率高达73.9％，净资产32940万亿人民币。经过大规模私有化后，国有企业资产比例已降至全国企业总资产的30％左右，而负债率高于其他类企业。若按相同的资产负债率计算，国有净资产只剩下9882亿人民币。 
　　 
　　 这就是我们的家底。这是一个吃完祖宗饭，又断子孙路的家底。共和国亿万人民五十多年来创造的财富就这样流进了少数先富起来者的腰包，却留下了一个152944亿人民币的债务黑洞。填补这个黑洞的，只能是恶性通货膨胀，届时，老百姓手头的存款将被洗劫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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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说。有些事只能说一半，不能全说。全说出去就坏事了，就没人听了，就没人信了。例如，‘让一小部分人富起来’就是对外只能讲一半，而且不能争论，一争论底子就会露出来。”

“我们说的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多数人会理解为所有其他人以后都有机会跟着富起来，这样就制造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有个奔头的境地。等到他们弄清楚搞明白不可能大家都富成那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培养的那一小部分人在没有人反对的情况下，在全部人支持的环境下已经顺利地完成了富起来的任务了。他们一旦有了社会基础，有了经济基础，有了自己的政治组织力量，再要改变就已经不容易了。在这个问题上也曾有人提出‘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要求争论一下。提出争论的人特别对那个‘让’字有意见，认为如果这样提出的话，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不让人们富，不让人们过好日子，这等于否定了我们党建国以来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我认为，一争论，时间就争没了，一争论，什么事情都干不成了。到头来还是大家一样穷。还不如干完了，等到真的有了富人了，看看到时社会会是个什么样子再争论也不迟嘛。”

“以前搞共同富裕，虽然大家享受到了公费医疗、免费教育、工作铁饭碗、治安环境好等好处，享受到不直接受资本家剥削的主人公劳动地位的责任感。但我们人民生活普遍的生活水平低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太多了。国门打开以后，人民群众用国外的生活水平与自己的生活水平一比，就会自觉地认为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们要与资本主义竞争，用富裕的生活水平作标准是最有说服力的。”

“既然我们要在短时间内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主要是指衣食住行）提高到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就有必要学习西方和日本的发展方式，遵循他们的经济发展规律办事，补资本主义的课，走一段资本主义的道路。只要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枪杆子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保证国家政权在共产党的手里，避免与帝国主义在国际事务上发生冲突摩擦，避免战争，韬光养晦，争取时间发展经济。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不牢牢把握这个机遇期迅速将经济发展起来，我们将要犯重大的错误。”

“既然我们要保证外资企业、新兴私营企业能赚到钱，能够发展起来，我们在上交税率上就要给予他们一些优惠政策。国家在这些方面减少了收入，那么在社会其他福利上边就不能够像以往那样负担全民的劳保福利，公费医疗就要改革。既然国家允许国有企业在利润提成方面留下了扩大再生产的份额，那么这些企业就应该将职工的退休劳保福利也承担起来，国家将不再负担这些方面的开支。一些企业的设备落后，产品没有市场竞争力，职工人口又多，企业向国家银行贷款去给工人发工资，造成严重的‘三角债’，国家负担非常大，而且这些企业还占据着各大城市的房地产开发的黄金地带，又是城市的主要污染源，像这类企业应该想办法把它们尽快处理掉，要尽快制定‘破产法’。这些企业破产后能够有外资收购是最理想的途径，私营企业有能力也应该允许它们收购。这样我们就可以从‘三角债’脱身了。我们这样做更加符合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对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所提出的标准和要求。”

“我们搞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就是要突破原有计划经济模式的束缚，要让经济速度加快发展起来。这就需要我们鼓励一部分人打破框框，放下架子，直接投身到经济交易的市场活动中去。我们对外开放需要大批能够适应生产经济运作的企业管理人员，填补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所面临的这方面人员空缺。”

“关于富起来的人是否就是西方经常强调的中产阶级呢？这种理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所要培养的富起来的人必须是大富起来的人，他们的富应该是发达国家的垄断大资本家，他们的富应该是富可敌国的富。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从事国际间的大宗交易。中产阶级是什么样子的阶级，我不清楚，也不想搞清楚。但我知道他们那些人的麻烦事特多，他们的人一多就管不了了。他们有人说，为什么你们让一些人富而不让我富？他们说富的人都是共产党让出来的。在谁富的途径上没有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条件，这将成为社会动乱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对于脱贫问题。我们一直说在本世纪末解决他们的温饱问题。这样提未免太可怜了一点。还是把脱贫就算是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这样的提法比较科学。要严格区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两个不同层面的宣导。因为这两句话的对象是不一样的，所要达到的目的也是不一样的。要严格避免舆论导向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理解为国家只为少数人服务，在社会上造成这句话是贫富差距的根源的认识。”

“私人个体户靠拼命奋斗，挣扎得很辛苦，今天能过上比工人和干部更好的生活也可算是小富了，我们可以统统把他们说成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这样的话，那些大富的人的目标就不突出了。”

“我们不但要定出小康生活水平分标准，对富起来的人也要有一个标准去衡量。”“我认为，富起来的人应该是那些，他们的个人收入大大超过享受富裕生活消费水平的需要，他们有大量的剩余资金（包括国家银行贷款）可作为再生产再投资的本钱，他们有能力掌控大型企业、跨国公司。当然，大型矿产、金融银行是否像东欧那样向他们开放，那还是有待研究后决定。”

“我们让他们赚钱，向他们让利（当然让利的对象还包括港澳台侨资和外资）他们就要遵守我们所制定的政策，依法缴税，不能做违法的事。”“在目前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也不能对他们提出太高的要求，我们又不能够讲得太清楚，因此只好依靠他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和在执行政策的过程中，看他们是否能够做得合情合理，是否有能力将各方面的关系摆平而又不出漏洞、不出问题，是否能想出一些我们还来不及考虑到的问题，能够自扫门前雪。如果我们能够培养出这样的出色成功人士，他们也将是我们最可靠的接班人。”
“至于富起来的人，他们将来要按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去生活，我们就不要去管得太严太多了。这些应该是属于个人的私事，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的一举一动，也在看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我们一管就会在社会上造成影响，造成矛盾和斗争。我们大家应该达成共识了，不能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了。”

“由于有了富起来的人，他们的生活标准肯定会比普通老百姓高很多，目前生活上的商品品种需求肯定不符合他们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适当地在超高标准消费方面也要做些投资规划。这种消费同样会刺激经济的繁荣，增加就业机会也是他们对社会的贡献。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就缩小了。”

“对富起来的人要有专门的人负责去做他们的工作，这个工作可以交给统战部去负责，他们不是一直在负责工商联的工作吗？我们要研究他们的需求，研究他们的思想，保护他们的利益，根据他们的需求调整我们的政策，制定新的法规。要关心他们在政治上的成长壮大，及时发挥他们对国家发展的作用，给予他们更多的管理国家的机会，国家领导人的选拔也要考虑从他们那里挑选。”

“我们是否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呢？这是共产党是否能够继续保持执政党地位的关键。我认为，我们是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的。”

“我唯一的担心是这些富起来的人的素质修养问题，也就是如何认识钱的问题。我们的社会发展缓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没有钱。我们清楚地知道，没有钱想办什么事都办不成，只好依靠大家饿肚子，穷过渡。但我知道，钱又是一个很难掌控的东西，稍不留神就会翻船。现在那些先富起来的人，依我看，他们还没学会如何真正掌控钱。他们表现出来的行为明显地缺少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意识和行为，而是一种土匪流氓的形象。他们不知如何去花赚来的钱，如何对待为他们赚钱的人。他们只想到了赚第一笔钱，而没有想到如何使用第一笔钱。不知道如何能够把钱一直赚下去。他们并不是全心全意地去考虑再生产再投资，而一味摆阔气，撑排场，做些毫无价值的低俗行为，那只是些招人妒忌的行为。要求他们学会具有真正资产阶级所应具备的素质是要花一番苦功的，我们的宣传口也要配合做些引导工作。如果富起来的人在那些只能按小康水平奋斗的人们面前继续呈现出那种流氓习气，他们再次被打倒的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

还有：

http://ido.thethirdmedia.com/article/frame.aspx?turl=http%3a//ido.3mt.com.cn/article/200807/show1042356c30p1.xxxx&rurl=&title=%u201C%u8FD0%u5341%u201D%u4E0B%u9A6C%u539F%u56E0%u7684%u6700%u6743%u5A01%u89E3%u91CA_%u89C6%u754C%20%u770B%u8FD0%u5341%u8BD5%u98DE%u5F55%u8C61%uFF1A%u75DB%u5B9A%u601D%u75DB%uFF0C%u66F4%u75DB%28%u56FE%29%20---%20ido.3mt.com.cn

“根据当前中国大陆的生活水平来看，要按照西方国家或香港台湾的生活标准来衡量的话，我们在短时间内要让所有人都能够达到那种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既然我们承认了不可能让大家同时一起都富起来，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又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赞成，而且它还能够起到在实行改革开放的短期目的方面作为最为关键最为具体并且是绕不过去的先行手段发挥实际作用。要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形态上培养起一批富人来，那么总会是有的人先富，有的人后富，也就会有人大富，有人小富。政府可以动用国库主动培养几位大富先富，在社会上将走向富裕的道路带起来。”

“要让大多数人能过上小康生活水平当然还需要有一段过程，我们可以采取三步走的部署并制定成国策实施。小部分人大富起来的可能性是有的，也一直是存在的。在现阶段培养造就一小批新型的企业家，对于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是非常有必要的。有了富起来的人才可以去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才能搞活经济。从香港的一些情况看来，国营企业办不到的事情，到了他们的手里一下就办成了，尤其是在国家物质价格正在改革调整时期更需要多条脚走路。我看只要能够抓住机会，我们很快就能够让他们富起来。”

“现阶段让什么人富起来，让什么人先富起来，这还是我们的权力范围内可以掌握控制的，也是可以办到的。在这方面如果确实不能实行公平竞争的话，那么我们就不要提了。我们的接班人这些年来经受了各方面的锻炼，现在我们把他们安排到合资企业中去锻炼，或让他们自己开设集团公司去收购那些收益亏损的国营企业，相信他们一定能够胜任。只要我们给予他们适当的政策，允许他们使用适当的关系和机会，让他们先富起来应该来说是不太难的。但是我们在舆论上更多的还是应该宣传那些白手起家的万元户，这样看上去就体现了机会平等和公平竞争。”

“一个企业不可能全部人都富起来，都富起来了，谁还会去干那些脏重体力活呢？低劳力的投资环境也就不存在了。他们只会一起上街游行罢工要求福利待遇。”

“要考虑保证企业的领导人先富起来，总经理都富不起来，谁还富得起来呢？打工族就没有奔头了，下面的人就没有奋斗目标了。脏重活可以考虑从内地贫困地区招募临工，这就可以解决大量低收入的劳力问题，企业的收益为此就会提高，还解决了贫困地区的脱贫的难题。”

“对于民工大量流动可能会出现‘民工潮’的问题。在这方面国家可以组织交通部门统一安排解决，可以提供一些货柜车皮送他们能回家过春节，什么事就都没有了。”

“富的标准是很灵活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富，是指在国家层面上能够掌握巨额资本能够组织生产的富。而对于民工来说，富就是指他们努力干活有了工资收入，回到贫困地区可以做小买卖，比原来的生活提高了，这就算富起来了。无论那种富，对于国家政府的税收方面来说都会增加，国家也会很快就富起来了。国家有了钱就好办事了。过往的经验证明，国家手头是需要有巨额现款有些事情才是能够办到的。国际关系交往中，大型工业项目是我们手中外交谈判的牌，每次谈判没有几个这样的牌子作为交易，人家总是欺负你。汽车生产线、购买大飞机都是我们手中的牌子。我们延迟制造生产大飞机就有这方面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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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的时代：卖了爷的屋，又卖曾孙的田

作者: 云淡水暖

<!-- body_top -->市场经济时代是做买卖的时代，而有两大“卖”是值得一提的，一就是上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卖国有资产、集体资产大潮，二就是21世纪掀起的卖土地大潮，两股大潮并举，“造就”了一帮“弄潮儿”，结果是辉煌的，据最新的报道，美林和凯捷顾问公司(Capgemini)采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机构的数据，指出中国内地有34.5万金融资产超100万美元的人，平均每人拥有资产达500万美元，照这个数据，相当于1.725万亿美金，相当于12万亿人民币，今年的城乡居民存款余额到9月份为止为16.12万亿，34.5万人，相当于13亿人的千分之零点二，他们的金融资产的数目，却相当于居民存款总数的70%，这个数字背后的“宏大”，令人感到34.5万“阶层”与12亿9多千万其它“阶层”之间的鸿沟的深度。

巧合的是，34.5万们的崛起，与两次“卖”的大潮不无关系，据统计，规模以上私营“企业家”中，有1/3是党员，而“企业家”阶层可以入党以来，先“企业家”而后党员的比例，只有百分之零点几，绝大多数党员“企业家”，是国有企业的“转制”或者“下海”而转换身份的，当然，在企业“转制”中，被扫地出门的是大多数，原先的少数“高层”，摇身一变成了“企业家”，而“转制”正是少数人“买”得国有企业资产的良机。

至今，究竟有多少国有资产流失，用《中国青年报》记者的话说，“问不到一个确切的数字”，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胡祥鼎说过“国有产权转让被很多人认为是最后一次廉价而丰盛的宴席。不少人动用一切手段、关系试图加入这场盛宴。”，原国资委副主任李毅中透露过， 2003年止，全国的一些县级城市有的是将国有企业全部卖光了，造成不仅没有国有企业，而且没有经营性的国有资本；地市一级中60%-83%卖掉了国有企业。当时的统计数据，全国的国有资产有11.83万亿，其中52%是地方的，48%是中央的。

确切的总数不得而知，但惊天的个案不绝于耳，比如，2001年四家民营公司出资3750万元参与山西沁水县国有骨干煤炭企业改制，获得75%的股权；按四家民营公司实际投入375万，年均回报1亿元计算，它们在沁水的这项投资年收益率高达3000%（瞭望东方周刊）。比如，国有企业大连白云旅游汽车出租公司按上级要求进行了改制，原公司法定代表人等15名管理层人员将公司买下。在新注册的民营公司中，公司原经理和原党委书记共持有80%多的股份。其等人只需付223万元，就能得到目前市场价值达4000多万元的223个出租车营运号牌。（人民网）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还有白送的，所谓“零成本收购”，而其中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就是“买”，有买方就有卖方，有卖才有买。

彭德怀元帅在红军指挥权被左倾机会主义把持期间，红军反围剿作战在错误军事路线指导下遭到重大损失，看到历尽千辛建设起来的部队被拼光的时候，说过一句名言“崽卖爷田不心痛”。那么，那些将大量全国人民辛苦积累，工人职工奋斗毕生建设、发展起来的国有企业的有形、无形资产，以低廉得可笑的价格，高得惊人的收益“卖”给少数人的人、行为，也可以视之为“贱卖了爷的屋”了。

“爷的屋”尚有余部未卖，而“卖田”的狂潮又起，这回的田不再是象征意义的说法了，而是货真价实的田地，好田地，金贵的田地。一个难以接受的现实是，越是鱼米之乡，越是“XX熟，天下足”的地方，其卖田的收益越高，卖得越欢实。有报道说过，本届总理温家宝在飞机上俯瞰江南大地的时候，焦虑地感叹，已经看不到连片的良田了。一个号称“天堂”的省份，竟然成了第一粮食入口大省，这说明什么，子子孙孙的田都被卖掉了。

而这一卖，倒也成就了34.5万们中的相当部分，因为他们得到的是不可再生的土地资源，随着时代的推进，子孙们的世纪什么最宝贵，恐怕要数各种资源了，土地资源尤为突出。然土地资源的收益，又如此集中地掌握在极少数人手中。今年的胡润富豪榜出笼了，前十名“首富”中，竟然有六位与田的买卖沾边，当然最抢眼的要算2007年的首富新贵、最大的“地主”杨某家族了，据说目前三身家超1200亿，超过了微软公司的CEO，而杨首富的富，当然离不开买田。据报道，杨氏的手中目前掌握了惊人的4500万平方米总土地储备量。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土地的得到的特征是“低成本”。

比如，杨氏在广东韶关拿下的面积约为239万平方米土地，每平方米楼板价只有大约104元；张家界的地块面积约为69万平方米，总价为人民币1.18亿元，平均每平方米楼板价也仅为171元。比如，在广东省阳江市阳东县以每平米不足10元的平均单价征用农田和用于灌溉数千亩水田的水库，最后建成一处占地近1500亩、最高单价达2000万元的全封闭式私人花园别墅区。背后是该地区人均耕地0.83亩的贫困县的严峻现实，失地农民的血泪哭诉。

贱买的前提是贱卖，在一买一卖之间，不知道有多少不得见天日的交易，但一个看得见的现实就是，34.5万们资产的无度膨胀，“爷的屋”卖了，子孙的田也卖了，却只造就了这样一个在历史的长河中极为短暂的阶段中的极为少数的人，实在是卖得疯狂，然“屋”卖完了，田卖完了，还有什么可卖。

好文!让我们了解更多没有经历过的中国历史!感谢楼主一颗正义的心!